為什么北方的平均商稅除掉京華大概只有百一百二1、2，而南方商人還是此前張四維趁機搞偷襲之后才收了個百五5，且并沒有囊括整個南方，只有南直隸和浙江兩地在收，臨近省份如江西、湖廣、福建等都沒有推行，兩廣之類就更不必說了。
5的稅率也能叫重稅嗎當然不能，但問題不是這么看的。有句話叫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，在南方商人眼中，這事很簡單憑什么你們商稅只有百一，到了老子就成了百五老子就這么好欺負嗎
當然不好欺負了，人家背后站著偌大的一個心學派呢
實學派和心學派之間的矛盾之所以很難調和，“道統”是一方面，利益則是另一方面。
高務實一直以來都主張穩扎穩打，這一次非要在商稅上下功夫，一個主要原因也是他知道這種矛盾指望調和是不可能的，只能如大舅張四維那樣“趁機偷襲”。
趁機趁機，首先得有機會才行，那么現在有嗎
有。
朝廷等米下鍋一般急著要錢，這就是機會。
本來，如果朝廷急著要錢是要用來做其他事的話，比如什么維修三大殿之類，心學派方面會有很多理由來拒絕。然而現在朝廷等著用錢的理由是很正當的，處理宗室問題是心學派也拒絕不了的誘惑，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擊敗殘元，心學派對此雖然無可無不可，但表面上卻也難以說不此乃二祖列宗之遺愿，你拒絕
這就是高務實選擇現在就干的原因，這個機會錯過了，將來只怕更難搞。
胡執禮對于高務實把話說得這么直白有些不適應，他總覺得高務實似乎直接把他當做實學派的一員來對待了，聽完之后總有些坐立不安的意思。
程文當然沒有這種感覺，他只是沉吟著，苦苦思索這件事究竟能不能辦成。
作為實學派的高層之一，程文很清楚，前一次張四維在南直隸和浙江征收百五商稅一事，申時行本來就是被迫答應，而后申時行本人還受到了巨大的內部壓力，他之所以一門心思要把王錫爵引入內閣，本身也有這股壓力的原因。
王錫爵是蘇州首富，比他更能代表南方的“金主”們的利益。把王錫爵舉薦進入內閣，一方面可以證明他申元輔始終站在金主們這一邊，另一方面也是讓王錫爵給他分擔火力萬一將來還有這種事，你王錫爵總該頂在第一線吧
而因為有了上一次的“前車之鑒”，程文覺得申時行對于商稅方面的事情肯定會越發小心，也越發堅決的反對。
程文嘆了口氣，小聲問道“倘若元輔執意不允，司徒打算就此與心學派打一場商稅議么”
“商稅議”這個說法，明顯是對比“大禮議”去的。高務實當然聽得出來，這是程文在強調這件事的影響之巨大，搞不好會和嘉靖朝的大禮議一般波及全國，無數高官要員為此起起落落。
高務實也知道程文這話并不是虛言恐嚇，大禮議之所以影響巨大，其實最關鍵的原因在于這件事割裂了群臣，是有明一朝最大也最明顯的政治撕裂事件，隨之而來的則是新舊勢力在政治上的綜合較量、慘烈廝殺。